虞詡在歷史上的知名度不高,但他絕對稱得上是一位「全能」知識分子。

他最初只是太尉府一名郎中(初級官員)。當時最有權力的大將軍鄧騭(鄧太后的哥哥)為了西羌(今青海靠近甘肅地區)民變而焦頭爛額,束手無策,想要放棄涼州(今甘肅武威市),以集中力量對付北方的匈奴。虞詡對太尉張禹說:「一旦捨棄涼州,三輔(大長安市)將成為邊塞,皇家陵寢(東漢建都洛陽,但西漢皇帝都葬在長安)失去保障;萬一關中的英雄豪傑集結造反,函谷關以西將不再是國家所有。」張禹認為他有理,問他該怎麼辦?虞詡說:「徵召涼州豪傑,命朝中公卿用他們為僚屬;再命涼州地方官(州牧、郡太守、縣令)將子弟送到洛陽,朝廷任命他們為閒散官職,兩者其實都是人質作用,預防叛變。」張禹採納此議,再召開一次高層會議,與會者一致同意。

可是鄧騭卻因此感到沒面子。不久,朝歌(今河南淇縣)鬧民變,變民數千人攻殺縣令,州郡無力鎮壓,鄧騭於是任命虞詡為朝歌縣長。

這擺明了是一個陷害,朋友都為他擔心。虞詡笑著說:「立志不求容易,做事不避艱難,乃是臣子的職責。不遇到盤根錯節,就不能識別刀斧的鋒利,這正是我建立功業的機會。」

到了任所,先拜謁上司河內郡(郡治在今河南沁陽縣)太守馬稜,馬稜說:「你是個儒者,應該在朝廷效命,此刻去朝歌,我為你擔憂。」虞詡說:「那些毛賊缺乏智慧,不值得憂慮。但是他們氣焰正盛,不能用強,兵不厭詐,請允許我放開手腳去對付他們,不要給我太多約束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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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文課綱吵得沸沸揚揚,但是爭論文言文該佔多少百分比,卻著實岔了路。用「去中國化」做為是否該維持文言文多少比例的理由,更適足以加深政治干擾課綱的程度。

我的觀點,國文教育從來沒有在「正軌」上:中學生「討厭」文言文,可不是今天的事情,打從我是中學生的時候,就聽到哥哥姊姊們說「討厭文言文」。高中時,每遇到課文題目上打◎(也就是規定要背的),全班同學就一陣哀鳴。直到我不怕文言文了(我怎麼不怕文言文,請見公孫策故事塾「總不會比甲骨文更難吧?」一文),終於能夠領略那些◎文章的趣味與意境,而這正是我說「國文教育一直都在錯誤的軌道上」的原因。

當年教改引進建構式數學時,我曾評論「把學生愈教愈笨是一種罪惡」,同樣道理,國文課把學生愈教愈死板,也是一種罪惡。

文學貴在創新、發揮想像力,並且能夠用文字充分表達,而國文課讀前人文章,則貴在讓學生與作者「同感」——讀者能與作者同感,才能學會文字的運用,不能同感,那就只好背誦了。然而,卻也不能怪國文老師,因為他們的老師也是這樣教他們的。

這次文言文爭議過程中,出現一句「唐宋八大家是造神」,雖然那是誤用了「造神」,但是我可以了解發言者的意思。唐宋八大家是哪八位?是韓愈、柳宗元、歐陽修、蘇洵、蘇軾、蘇徹、曾鞏、王安石,八位中有五位曾因政治鬥爭而遭貶放,哪有「造神」可言?但是,有多少國文老師會跟學生說「他們因此而寫出深刻的文章」?如果老師這麼教了,那些◎作品才有了生命,因為學生將因此進入歷史、地理情境,同時能夠體會作者的心境。

這裡只舉一個例子,歐陽修《秋聲賦》的第一段部分文字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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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看到的說法:中國的「新四大發明」正在改變世界。

中國的古代四大發明是:造紙術、(活字)印刷術、羅盤(指南針)、火藥。那是西方人「封」的,其實是因為這四大發明對西方世界造成了顛覆性的變化:最早先,是活字印刷術傳入歐洲,而造紙術是活字印刷的必要條件,故一併傳入。印刷術讓每個歐洲家庭都能擁有自己的聖經,於是引發宗教革命,解放了中世紀以來的天主教桎梏。思想解放後,科學勃興,促成工業革命,而有了動力機械。另一方面,羅盤使得航海術大進,加上動力機械與槍砲(火藥的貢獻),就成了船堅砲利。亞洲、非洲、美洲當年都受到船堅砲利的霸凌。

也就是說,西方人所謂「中國四大發明」,後來成為中國被欺凌、瓜分的原始種因,我的近代史老師逯耀東教授稱之為「乘著砲彈回來(中國)」。

至於「中國新四大發明」,說的是:高鐵、支付寶、共享單車與網購。這四項其實只有支付寶勉強稱得上是「中國原生」,但確實都是在中國發揚光大。重點在於,這四樣正是造成當前人類社會巨變的重要事物,中國正「乘著四大發明的翅膀」在全世界攻城掠地,並且成為西方學者口中的「中國威脅論」。

不要將「中國威脅論」視為西方人見不得中國好,事實上,他們務實的了解到,這「新四大發明」正是這一波全球化的「掠奪工具」,而中國由於後發優勢,目前佔了上風。

那麼,中國眼前的領先,可以持續多久呢?或者說,西方需要多久能夠迎頭趕上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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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台銘一句「商人無祖國」,非但沒有招來罵聲,反而顯得他說得很對似的。這絕對不是正常現象,至少不是一個正常國家應有的現象。如此現象意味著:這個國家不讓人民留戀,這是國家領導人必須檢討的事情。

詩經‧魏風‧碩鼠》:(節錄)

碩鼠碩鼠,無食我黍!三歲貫女,莫我肯顧。
逝將去女,適彼樂土。樂土樂土,爰得我所?

詩文的意思是:你這隻大老鼠,不要再吃我種出的農作物。我已經容忍你3年,你還是不顧我的死活。現在我要離你而去,去到那嚮往的樂土,那裡才是我理想的居住地。當然,這是在諷刺統治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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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拉圭總統來訪,先是翻譯官「跳過」蔣介石不翻譯;然後在高雄,將草皮蒙在拒馬上。我的腦海裡立即浮起1989年「六四」天安門事件的一首歌的歌詞:「蒙上眼睛,以為就看不見;摀上耳朵,以為就聽不到」。

兩者不是一樣的可笑嗎?

蔡英文就職後,非常努力要「去蔣」,但即使蔣中正銅像的腦袋被砍掉,蔣中正仍然存在於巴拉圭人的腦袋裡。道理就那麼簡單且無法推翻:歷史,是翻譯官跳不過去的;歷史,是教科書無法扭曲的。

讀歷史愈多,學會了「進入歷史情境,體貼當事人的思考」,然後我們以史為鑑才能真正不蹈前人覆轍。否則若只是批評或訕笑當事人做錯了決定,不去探究「他為什麼這樣決定」,將不免犯同樣的錯,只是形式不同,別人沒看出來。就如前文所說,「蒙上眼睛/蒙上草皮」、「摀上耳朵/翻譯跳過」其實是一樣的可笑。更由於一個多月前才聽到蔡英文針對「六四」批評北京,一個多月後就看到「蛇籠上的草皮」,能不失笑!

最近為了準備一堂有關南北朝的課程,探究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決策,是源於如何的時代與社會背景,體會他的改革初衷,突然領悟「蔣介石不也是嗎?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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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回歸中國20週年,習近平大談「一國兩制」。我們陸委會即刻發言回應「中華民國跟香港情況完全不同」,又說「希望大陸落實港人治港的承諾」。

如此發言的邏輯是有問題的:1.習近平又沒提台灣,干你何事?2.說台灣跟香港不同,意謂不適用一國兩制,那如果人家回一句「那就一國三制如何?台灣可以跟香港不一樣」,豈不自找麻煩?3.強調「中華民國」,而不說台灣,顯然有「兩國」的意味,那為何又去對對香港「說三道四」(北京對外國發表干涉內政言論,最常用語)?

以上只是提醒政府主事者,發言之前,自己的邏輯要清楚,否則反而授人以話柄。本文的重點其實在於:陸委會顯然感受到了,習近平人在香港講話,卻「劍指台灣」,也就是成語「項莊舞劍,意在沛公」啦!

且讓我們溫習一下成語典故:

秦亡,劉邦先入關中,項羽急忙趕往。劉邦做了一個錯誤的決策:派軍隊防守函谷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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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看一段歷史:

春秋時,楚文王討伐申國,經過鄧國。鄧祈侯的三位外甥(都在朝為官)一同晉見國君,說:「將來滅亡申國的,一定是這傢伙。如果不早點採取行動,國君以後將噬臍莫及,此刻就是最好的機會。」鄧祈侯沒採納,楚文王伐申還軍時,就「順便」攻擊了鄧國。10年後,楚國再度攻打鄧國,鄧國滅亡。

然後看《東萊博議》(作者呂祖謙)對這段歷史的評論:(摘要)

保家衛國跟保養身體道理一樣:作息規律、飲食正常、遠離壞東西(菸酒?),那麼,氣候變化就不會讓我生病;行仁政、明賞罰、軍隊素練、邊防嚴密,那麼,鄰國再怎麼兇暴,也不能拿我國怎麼樣。…楚國雖然橫暴,可是楚國四周小國家很多,他會「柿子挑軟的吃」,為什麼要來攻打鄧國呢?如果鄧國自己不修內政、不睦外交、不固邊防,就算楚國不來攻打,其他諸侯也會來啊!

上述史例與史評,剛好拿來對應時事:巴拿馬與我斷交。

巴拿馬跟中華民國的邦交超過100年,事實上巴拿馬看盡中華民國的興衰:曾經中華民國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之一,即使大陸淪陷,撤退到台灣,仍然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;後來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,但台灣雖小,仍然擁有很多「世界第一」,而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,卻只是蘇聯的附庸國。當然,今天的情況大不相同了,所以連巴拿馬都「拋棄」了老朋友。但是,我們憑著良心想一想,巴拿馬在日本幾乎要滅掉中國的時候,沒有「拋棄」中華民國;在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時候,沒有拋棄中華民國; 在中華民國只剩21個邦交國的時候,它還在邦交國名單中——人家很夠意思啦!不是嗎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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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HA抗議團鎩羽而歸後,台灣在六四紀念日擴大聲量,用力「戳」了北京的痛處。然而這並不能改變我們的處境,基本上,台灣已經陷入「一中包圍圈」。而之所以會演變到今天這個不利局面,一個原因是蔡英文「棄守九二共識防線」,另一個原因是北京已經能夠充分掌握川普的思考。

先討論後者。川普的性格多變,到現在為止,受傷最重的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,警覺較慢但是已經穩住陣腳的是俄羅斯總統普丁,看到其他國家元首吃癟,因而打開頭就跟川普硬幹的是法國總統馬克洪。不能不佩服的是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,包括訪美之後川普一再稱讚「中國是好人」,乃至朝鮮風雲讓美國和北韓都能克制,川普似乎「很難對習近平下重手」,這種情形在歷史上看到過:項羽對劉邦。

項羽「力拔山兮氣蓋世」,卻屢次對劉邦無法下手。第一次是鴻門宴(故事不贅述),劉邦其實已經捏在項羽手掌心裡,可是項羽就是下不了手。等到劉邦「尿遁」,張良稟報說「沛公已經回去」,項羽那時候如果派人追趕,未必就追不上。之後如果動員大軍攻打劉邦,劉邦大概也抵擋不住。第二次是彭城大戰時,劉邦潰敗奔逃,楚軍虜獲劉邦的老爹劉太公和劉邦的老婆(後來的呂后),當楚漢相持不下時,項羽搭了個高台,高台上設置鍋爐,傳話給劉邦:「你不來投降,我就烹了你老爹。」孰料,劉邦嘻皮笑臉回覆:「當初楚懷王命我倆結為兄弟,我爹等於就是你爹。你一定要烹你爹的話,就請分我一杯肉羹。」最終項羽無法下手,更在雙方達成協議「以鴻溝為界」,各自退兵時,將劉太公放回漢軍營地。

重點更在後頭。項羽引兵東歸,劉邦也想帶兵回關中,張良和陳平警告他:「你如果放項羽回去,不啻養虎遺患。」於是漢軍背信追擊,每次追上,項羽都回頭痛擊漢軍,漢軍敗退卻緊咬不捨,項羽也不曾整頓軍隊給予劉邦致命一擊。直到齊王韓信與魏王彭越帶兵前來會合,終於將楚軍包圍在垓下。

故事只講到這裡,因為要避免讀者受故事影響而硬套「誰是項羽?誰是劉邦?誰勝誰敗?」我要說的重點是:人跟人之間,不論交往或交手,當一方能夠掌握另一方的思考方式時,即使居於劣勢,也能安然無恙。

至於「垓下之圍」,要比擬的就是台灣的處境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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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初的聯合報「去梯言」提及辜鴻銘的名言「天下之道只有兩種,不是王道,就是王八蛋之道」想到一個從來沒想過的問題:為什麼用「王八蛋」來罵人?請教很多人,沒有人知道,請教「谷歌大叔」,多半也是道聽途說。然而,谷歌上卻看到一則:

五代十國的前蜀,建國者王建年輕時是無賴之徒,盡幹些偷驢、宰牛、販賣私鹽的勾當,由於他排行第八,所以鄉里稱他「賊王八」。

像王建這種貨色也能據地稱帝,當然是因為正逢亂世。亂世怎麼形成,原因就多了,但絕對必要的一個條件,就是「亂政」。「政」是眾人之事,「政治」是管理眾人之事,治理差勁就是「亂政」。也就是說,治國能力是維繫政權的最重要條件,歷史上有完全憑仗槍桿子造就的政權,也有「兵不血刃」全憑沽名釣譽、製造神蹟騙得的政權(王莽),但是只要缺乏治國能力,搶來的、騙來的政權常常是曇花一現,即使盛世帝國如大唐,一旦治國無方,亂政出現,朝廷威望的衰退將如下阪走丸。

像王建一樣「王八」的強盜、騙子史不絕書,舉一個例子,南北朝時的侯景:侯景原本是北朝降將,南梁武帝收容他,給他一塊地盤,後來侯景造反,領兵攻打建康。建康城防衛堅固,久攻不下,侯景將一封公開信射進城中,信中呼籲建康市民:「各位看看,皇家的池苑、王公的宅第、僧尼的寺塔(梁武帝晚年篤信佛教而荒廢國事),以及那些居高位的大官家中,美姬上百、僕從數千,他們可以不耕不織,卻錦衣玉食。試問,那是打哪兒來的!」這一封信扭轉了建康城內的民心,侯景攻進建康城。但是要不了太久,建康城人民就發現他們鑄下了大錯,卻已悔之晚矣!

侯景的公開信撳到了南梁人民心中之痛的熱鈕(hot botton),也就是貧富懸殊,老百姓因而投向反賊。然而,貧富差距古今中外從來都是問題,除非老百姓普遍「貧」到日子非常難過,否則不會起異心,而「亂政」正是讓官僚財閥黑金更猖獗,老百姓更活不下去的最主要原因。

蔡英文總統就職一週年,聲望滑落亦如下阪走丸,很多評論檢討蔡英文的治國能力,很多呼聲要求內閣改組,後者其實說中了要點:治國能力不是總統一個人,需要整個政府一同展現能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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藍綠兩黨為了審查前瞻計畫預算,鬧得毫無章法,連帶使得納稅人也搞不懂,而將近一兆元的軌道建設究竟該不該花,或哪些該花、哪些不該花?

這裡簡單敘述:前瞻計畫分八年編列特別預算,舉債共8824億元,其中軌道建設(包括鐵路、捷運、輕軌)占了將近半數(4241億元),但地方政府須自籌部分經費,總經費估計將達9958億元。整個計畫包括38個方案,專家指出,其中有75%恐怕變成「錢坑」!

眾多質疑聲中,一個問題非常典型:如果你是嘉義市長,你要花275億元做一個效益存疑的鐵路高架化?還是趕快突破那個尷尬的污水下水道「零接管率」?——這是很嚴峻的一個問題,基本上,市民思考跟市長思考可能完全相反,而歧異是由於「鐵路高架大家都看見,而污水下水道大家看不見」。。

四川的都江堰是2千多年前建設的水利工程,而能用到今天。都江堰的了不起此處不贅,要提出來的是,當年(戰國時代)建設都江堰的蜀郡太守李冰,在大堰完成之後,訂下了「歲修」的六字訣:深掏灘,淺包堰。這六個字寓意深遠:掏灘的工程量大,用工甚多而人不易見(因為灘在水下);包堰(修補或加高加寬)的工程量小,且堰在水上,容易為人所見。這六個字就是詔示後人,要重視工程的實際效用,而不以外觀眩人。問題在於,今天台灣的民主政治品質太膚淺了,地方首長考量選票高於一切,所以高架鐵路勝過了污水下水道。

然而,行政院卻認為這是一個「前瞻」建設,台灣將因為這麼一項大規模的軌道建設脫胎換骨,未來的台灣「點與點之間的距離將重新定義」。

交通建設可以帶動國家的經濟繁榮,這一點殆無疑義。問題只在於,交通建設的效益何時呈現。最近的例子就是中山高速公路,當年蔣經國內閣提出這個計畫,被黨外譏諷為「蓋高速公路只是為了給有錢人開車」,但事實上它將台灣西部走廊的生產力提升了何止10倍,效益當然更遠遠超過工程投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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