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書店街的標竿一向是台北市的重慶南路，最盛時期有100家書店，外加騎樓下無以計數的書攤。這些年逐漸沒落，只剩下20家，上個月又一口氣關掉4家，因而激起一小波嗟嘆之聲，但旋歸平靜。
台北市政府商業處表示要「輔導業者、建立特色」，我看了直搖頭－把書店街當一般商業輔導，那不是「倩鬼拿藥單」嗎？它就是被世俗商業打垮的呀！我並非責怪「唯利是圖」，事實上那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，但書店街確實是不敵商業利益而沒落，這一點無可否認。
主要的「殺手」是房價：店租數十年來持續漲，如今一間店面租金20萬元，賣書的營業額怎麼負擔得起？而賣書的營業額持續下降，又跟住宅房價上漲間接有關——屋子裡留給書架的空間愈來愈少，於是，有限的書架就堆不下書籍，當然就不買書了。至於紙本書不賣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影音媒體成為主流，紙本完全不是對手——但這是潮流趨勢，擋不住的，輔導也沒用。
簡單回溯一下媒體的發展過程：最早當然只能口傳，文字的發明是第一次文明大躍進，當時的媒體是用刀在甲骨、泥板、陶器、銅板上刻寫；筆的發明是第二次大躍進，書寫在絲絹、羊皮、紙張上頭；印刷術是第三次大躍進，其影響一直到現代社會；電的廣為運用是第四次大躍進，影音媒體漸漸將紙本擠壓剩下極小的空間，這也是重慶南路書店街沒落的主要原因。
現在正在進行的是第五次大躍進：數位化。數位化不會消滅影音媒體，反而是知識的救星，因為當下的影音媒體最強勢是電視，而電視是淺薄的，數位化可以容納更充實的知識，因為它包括了文字、圖片、聲音、影像等可以數位化的元素。這裡我不擬討論數位化知識（資訊）的媒體／瀏覽器，那應該接近哈利波特小說中的「魔法書」，但卻是另一個題目，與本文無關。
本文的重點在於，面對一場巨變，以及巨變帶來的衝擊乃至動亂，該如何因應。重慶南路直接面對了這場文明進步的巨變，絕大多數的書店禁不住衝擊而拉下鐵門，或變身咖啡廳、麵包店，台北市政府所謂「輔導」，難道是想重建書店街嗎？
結論先說：傳統的書店街是肯定回不去的了，因為大勢所趨，無可扭轉。
春秋時代，由於鐵工具的逐漸普及，引發中國社會的一場全面性巨變：井田制度崩潰、封建制度無法維持、生產力大躍進、農奴解放、商人興起、士階級瓦解。
「士」原本是周朝封建制度中，貴族階級的最末級，但是他們擁有當兵打仗與讀書的特權。士階級由「君子」（貴族）下降成為「小人」（庶民），知識隨之大量釋出，又擴大了變動的幅度。而由貴族稱「士」，變成讀書人稱「士」，居功厥偉的是孔子。他「有教無類」，是第一個將知識大眾化的人；他又帶著弟子周遊列國，成為後來遊說之士的宗祖。
然而，孔子卻不是革命黨，而是維新派。他是周禮的辯護人，以重振周禮為使命，這一派後來成為儒家。
周時代還有很多才智之士，對巨變時代提出各種解決方案：法家主張建立新秩序，道家主張根本不要任何束縛人的秩序，墨家主張和平主義，兵家主張以戰止戰……，統稱九流十家，都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。諸子之學是百花齊放，也可以說莫衷一是。然而，面對巨變時代的解決方案，其實不出這些基本原則。台北市政府要想重振重慶南路的榮景，也不外這些方向。
枝節不多談，目標既然是恢復「書店街」的盛況，就只能選擇「儒家」——舊榮景是回不去了，但新時代、新科技的書店街，卻還沒有人創新出來。易言之，絕對不要再緬懷「書香」，不能再只賣紙本書籍了。
重點是要為新的書店街注入時代生命：讓重慶南路再度成為人們前去「看書」的地方，只不過，看的是「電子書」，新的內容應融合文字、圖片、聲音、甚至影片，這牽涉到瀏覽器功能與內容供應者。若再加上舒適的閱聽環境，乃至美食供應，肯定能成為嶄新時尚，而再造重慶南路新的榮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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