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金庸說歷史系列之001
考證武俠小說是否合乎史實，當然是毫無意義的。小說借用歷史背景本不需拘泥於史實，可是金庸不一樣，他選擇歷史背景其實充滿使命感，這從他第二部武俠小說《碧血劍》就出現了。既然他是有意識的借用歷史背景，那麼，瞭解那一段歷史的本貌，自然有助於讀者進入小說人物心境，這也是本系列的寫作初衷。
就從《碧血劍》說起。金庸在書後加了他自撰的〈袁崇煥評傳〉，並在「後記」中聲明：《碧血劍》的真正主角其實是袁崇煥，…這篇文字並無多大文學上的價值，……如果有什麼意義，恐怕是在於它的「可讀性」。我以相當大的努力，避免了一般歷史文字中的艱深晦澀。這就證明了，金庸借用歷史背景及人物是懷著使命感的，而且還要花力氣讓讀者能夠儘量瞭解歷史背景，從而也肯定了本系列的寫作意義。
《碧血劍》作於1956年，那個時代背景是什麼？大陸於1949年淪陷，1952年展開「三反五反」，1954年毛澤東當選國家主席，1955年整肅高崗、饒漱石，1956年推行「百花齊放、百家爭鳴」，1958年展開「大躍進」，簡單說，當時中國大陸的人民是處於一個動盪不安，甚至是痛苦的狀態，而金庸顯然是有感而發。
書中主角是袁承志，全書的主軸圍繞著袁承志與袁崇煥的舊部為袁崇煥報仇。可是他們的心情是複雜且矛盾的，他們想的是「並誅明帝清酋」，原本無意造反，只想「刺死昏君崇禎後，另立宗室明君」，可是一旦被廠衛盯上，他們沒有路走，被逼得只能跟李自成合作。
而他們不排斥流寇的另一個原因是，官兵比盜賊更壞。書中藉著老百姓的口，說出：「什麼匪幫？土匪有那麼狠嗎？那是官兵幹的好事。」「其實山裡盜賊，十個中倒有八個是給官府逼得沒生路才幹的。」那有點「解放」前的描述，也是中共打贏國民黨的重要原因；可是「解放」後呢，那一段時期的中國大陸，金庸透過「歸國華僑」張朝唐心想：「禮儀之邦還不如浡泥國（汶萊）蠻夷之地。」（＊以上第一回）
到了第十三回，金庸更藉敘述洋將彼得跟袁承志惺惺相惜，贈送一幅地圖，說：「這是南方海上的一座大島，離開海岸有一千多里。島上氣候溫暖，物產豐富，真如天堂一樣。我航海時到過那裡。」袁承志問道：「你給我這圖是什麼意思？」彼得道：「你們在這裡很是辛苦，不如帶了中國沒飯吃的受苦百姓，都到那島上去。」（＊第十三回）
那個天堂也似的南方海上大島，莫非指的就是台灣？而這一段文字恐怕就是金庸作品曾經在大陸被禁的理由之一了吧！（其他理由將會是另一篇文章）
但不知金庸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，看到中國崛起與台灣的沈淪，如果他還寫武俠小說，會怎麼寫呢？
《碧血劍》最後結局是李自成滅了大明帝國，卻處處倒行逆施，不但害死功臣李岩，金庸更藉老婦人之口，哭叫：「李公子，你這大騙子，說什麼『早早開門迎闖王，管教大小都歡悅』，我們一家開門拜闖王，闖王手下的土匪賊強盜，卻來強姦我媳婦，殺了我兒子孫兒！我一家大小都在這裡，李公子，你來瞧瞧，是不是大小都歡悅啊！」（＊第二十回）
袁承志心灰意冷之餘，卻仍能「壯志頓興，不禁拍案長嘯，說道：『咱們就去將長毛海盜驅走，到這海島去做化外之民吧！』」，而且還真的「終於在海外開闢了一個新天地」，這下似乎又成了鄭成功了！
但是金庸在後來的《鹿鼎記》中寫到台灣鄭氏時，卻幾乎沒有中國人「懷念大明王朝，唾棄滿清夷狄」的意識。原因很簡單，清朝即使到了最後數十年，都還是輕徭薄賦，從民生史觀來看的話，清朝比起明朝最末兩個皇帝（天啟、崇禎）時，可好得太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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