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處在美中之間，兩大之間難為小，老是隨著兩強關係的變化浮沈令人難過，執著一邊則有「陪葬」或「被犧牲」的風險。錢穆先生教導我們：在現實裡找問題，到歷史中尋答案。那麼，歷史中可有借鏡嗎？
春秋時代中後期，晉楚兩強爭霸，夾在當中的中、小國很多，各有其生存之道。生存得最久的是鄭、宋、魯三個國家。上一篇講鄭國，鄭國國力其實不弱，卻是個好戰的小國，在三國中首先滅亡，所以我拿它當作台灣的戒鑒。本文講宋國，宋國的自處之道，對台灣頗有啟發。
宋國是商朝微子的後代，因此宋國一直在為數眾多的姬姓諸侯（周天子的同族）當中，居於超然地位，可以扮演居間調處的角色。
春秋五霸第一位的齊桓公逝世，五個兒子爭位，沒人料理後事，以致於屍體上的蛆都爬出戶外。後來是宋襄公出面，安定齊國內戰，並為齊桓公發喪。因此，宋襄公覺得自己可以繼齊桓公之後成為諸侯盟主，於是通知諸侯到鹿上（今安徽省太和縣）會盟，卻在當場被楚成王俘虜又釋回。之後，宋國跟楚國在泓水（今河南柘城縣北）打了一仗，宋軍大敗，宋襄公受傷，因而不治。但那已是宋國歷史上最風光的一段，後來，晉文公出兵幫宋國抵抗楚軍，宋國因此始終站在晉國同一陣線。
執著晉國這一邊，當然就會受到楚國的攻擊，有時候楚軍來攻，有時候楚國會命令鄭國攻擊宋國。但宋國「堅守晉國陣營」，甚至將路過的楚國使節扣留，引來楚莊王親自率軍攻打。那一次，國都城被包圍很久，城內「易子而食，析骸以炊」（拆開死人骸骨當柴燒），宋國一位大夫華元趁夜進入楚軍大營，摸進統帥子反的營帳，脅迫子反帶他面見楚莊王，說服楚莊王撤軍，而宋國則與楚國簽訂和約，成為楚國的盟國。
宋國解了燃眉之急，可是這下處境尷尬了，怎麼跟晉國交代呢？前面提到的那位華元大夫很有一套，他跟楚國令尹（宰相職）子重私交不錯，跟晉國中軍將（三個軍團之一的統帥）欒武子私交也很好，於是促成兩國和解，不但互不侵犯，還成為軍事同盟。
當然，一山容不得二虎，晉楚的和平沒有維持太久，雙方又壁壘分明，而宋國依然站在晉國這一邊。直到宋國又出現一位外交天才—大夫向戍。
向戍跟晉國執政趙文子有私交，跟楚國令尹子木也有私交，於是他促成了春秋時代唯一的一次「弭兵大會」。那一次，楚國代表團在外衣裡邊穿甲冑（衷甲），晉國代表團則緊靠宋國東門紮營，隨時準備轉進城內。雙方各懷鬼胎、暗地防備，但是最後還是簽了和平協議。不但如此，兩大陣營的附隨諸侯國，事後也向對方宗主國朝覲。易言之，連代理戰爭都不打了。如此和平狀態居然維持了2、30年！
簡單說，宋國因為地位超然，又出了兩位傑出外交家，原本屬於不利條件的地理位置（兩大之間），反而成為有利條件，讓宋國「做莊」，好演了一場國際大秀。
那麼，對台灣又有什麼啟發呢？
台灣跟大陸近在咫尺，但因為國共內戰的敵對歷史，以及傳統上居於美國一邊，地理位置靠近大陸變得很危險，美中兩強都得罪不起，甚至跟另一方走得近一些也動輒得咎。明確一點說，對大陸「不能戰，卻又不能和」，對美國「依賴其武器，卻又不能成為附庸國」，真是難啊！
但若借鏡宋國的作法，可以利用的優勢地理位置，例如南海太平島，在那裡召開「南海和平會議」，台灣做莊，將是一個偉大功業。
這個想法眼前看來似乎天馬行空，但是一旦美中在南海劍拔弩張，難以收場，雙方雖然都不想開戰，卻都不能先退一步時，就需要一個居間調處的角色。
上述情境的發生是「必要條件」，但是還需要「充分條件」，也就是前面歷史故事裡的「傑出外交家，跟兩國領袖都有私交」，這個充分條件現在不存在，但是應該要朝這個方向去培養人才。一旦情況出現，才派得上用場。不去想，也不去做，就只能一切看人臉色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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